但由于年鉴与方志在内容上都是记录社会发展、志书出版收录文史资料，在编纂方式、体例等方面也有诸多相似之处，执掌上海市通志馆的柳亚子很快注意到了年鉴的特色，并逐渐萌生出一边修志，一边编年鉴，借用方志编纂资料和模式开展年鉴编纂工作的想法，“照理想的办法，三年计划在民国廿八年六月底完结，那时候通志应该全部都出版，而民国廿八年年鉴也应该编辑完成了。我们倘把民国廿三年一月起到廿七年十二月底为止的事情，搜集起来（可根据五年来的年鉴做蓝本），弄一部《上海市通志续编》之类的东西。以后每五年出一本，可以长久的出下去”。
如何处理好志书内容的交叉呢？从组织上看，志书出版应从编纂班子入手，总纂是志书交叉的主要处理者，分纂在交叉处理上也有一定责任。只有总纂和分纂紧密协作，才能保证志书内容的交叉得到较好处理。不能把交叉的问题都放到最后的总纂上来处理，1100万字的鸿篇巨制，都交给最后的总纂，工作量就太大了，必然会影响到志书的质量和出版的时间。
“待志”一词来自明代文学家冯梦龙编撰的志书《寿宁待志》。志书出版是对未知的期盼，对事物可能性的探索。志，一种古老的文类，赋予事物以文字的形式。从传统志书的体例来看，书籍囊括了和某个事物（花、草、山、水、城市等）有关的各种知识，随着历代后人的续编，事物的分类和注解不断地被叠加、调整与更新。阅读跨越古今，对话考掘历史，知识以多维空间形式的被开启。待志计划正是这样的活动，我们将重新面对当下世界，重新发现身边的事物，尝试通过志书的形式进行历史梳理和当下演绎。待志计划期待大家的参与，内容将以闲谈、展览、出版、建造等活动形式和大家分享。 202
